临别的时候，程千帆拿出两百法币递给彭与鸥。
“这些钱，麻烦彭教授代葛翠敏同志接收，给孩子买点奶粉什么的，大人孩子都多补充营养。”程千帆语气诚恳，说道。
“本来我不该收你的钱的。”彭与鸥接过钞票，说道，“不过，这是你关心同志的心意，我代表葛翠敏同志说一声谢谢了。”
葛翠敏以及小婴儿谢思明的情况都不太好，主要是营养不良。
其他几名被释放的同志，身体情况也比较糟糕。
彭与鸥和组织上已经在竭力出钱出物帮助，不过，彭与鸥这个教授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钱财，其他的同志更是囊中羞涩。
这些情况，程千帆知道，故而他是难得的主动拿出一笔钱与彭与鸥。
主要原因是，两百法币对于小程巡长来说不算什么，这笔钱就当是人情往来花费。
“不过，这钱算我借你的。”彭与鸥继续说。
“随你吧。”程千帆点点头说道。
对于他来说，两百法币真的不算什么。
不过，彭与鸥坚持组织原则，这也无可厚非。
……
除非特殊情况，不得索要和接受潜伏特工的钱物，这是组织纪律。
一方面是因为潜伏特工的生活、工作环境和红党其他同志不同，他们要‘享受’，要过‘奢靡’的生活，他们的财物是他们的‘护身符’。
你怎么捞钱，一般没人过问，但是，巨额财产消失，这肯定会引起怀疑。
此外，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容易给潜伏特工带来最直接的安全隐患。
民国二十三年，红党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长被敌人抓捕、杀害，便是因为这名潜伏特工从自家家中拿了一条毛毯，送给一名同志御寒。
后来该名同志暴露，敌人从他的藏身之处搜出了这条毛毯，这种毛毯较为昂贵，明显和这名以印刷工人的身份做掩护之红党的生活水准不相符。
党务调查处以毛毯为线索，很快查到了这名公安局内部的潜伏特工身上。
沪上红党在沪上公安局内部如此高级别潜伏特工便是因为这么一条毛毯暴露，被捕，牺牲。
该件事情，用血的代价向所有人诉说潜伏工作的艰险，半点也马虎不得。
组织上随后便有了规定，要求潜伏特工约束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对同志们的关心之情，非特殊情况，尽可能不要向组织上提供资金，特别是不得提供指向性明显的物品。
组织上也会尽量避免向潜伏特工要求钱物支持。
……
第二天中午，彭与鸥来到了雅培尔路和霞飞路交叉口的这家书店。
“周老板，我上去约的闷庵先生的七十二讲到了没？”彭与鸥同柜台后面正在盘点记账的书店老板周虹苏打招呼。
“彭教授，你来的真真巧，我正说明天将书给你送过去呢。”周虹苏连忙说道。